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5)

新华网北京9月23日电 目前，叙利亚政府如今已经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交该国化学武器项目首批清单，叙利亚局势仍旧紧张。叙利亚危机持续发酵了两年多，这场危机是如何演变的？为帮助网友了解更多的情况，本网编辑编译了法国媒体发表的《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和《叙利亚：牌局内幕》两篇长文，看看西方学者对叙利亚局势的看法和观点。为了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仍然采用第一人称，从今天开始连载，以飨网友，敬请关注：

资料图：叙利亚内战 恐怖主义活动

自2011年9月以来，叙利亚进入了一种“冲突阿尔及利亚化”的局面—暴力行为具有模糊性，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谁”——而且三个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也固定了：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2011年5月，多个阿拉维派军官及其子女被扼而死，而国际传媒对此丝毫都不感兴趣。叙利亚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多次解释说，自2011年3月以来，已经有1100名警察和军人被杀。

在脸谱和其他数字网络上，流传着一份被起义者判处死刑的人的黑名单，他们决定谁必须死，谁是“汉奸”谁又不是……阿涅斯—玛利亚姆·德拉库鲁瓦嬷嬷是圣雅克安德西斯修道院的高级修女，她讲述说，2011年12月6日是霍姆斯历史上最阴暗的一天：大约有100人在教派械斗中被杀，其中大部分被碎尸。“场面相当恐怖，妇女们被强奸，乳房被割掉，很多人被碎尸，尸体被分成小块”，“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新郎被杀，仅仅是因为他拒绝与起义者一起示威游行。一个逊尼派的商人也被杀，只是因为他刚刚卖给警察东西……”

库尔德人的领导人奥马尔·乌西解释说，这种残暴行径是不符合叙利亚的文化和历史的。他认为，这是外来的萨拉菲主义派的做法。起义者穿上警察和军人的服装，然后开始杀戮。为了对抗他们的这种战术，安全部队不得不经常更换制服。

我们的一些对话伙伴认为，萨拉菲主义活动分子经常化装，刮掉胡须，将亲政府的标语戴在明显的地方，然后混到支持巴沙尔·阿萨德的示威队伍之中。根据来自多个安全部门的消息，利比亚的活动分子(包括奈富赛的柏柏尔人，以及阿卜杜勒·阿基姆·贝勒哈吉的支持者)也渗透到了叙利亚自由军的长枪队中。他们通常都是从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中混进来的。

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的反应

巴沙尔·阿萨德的顾问穆罕默德·纳西夫将军(他曾给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当过顾问)，还有一些来自山区的阿拉维派的军事首领，他们在反抗事件开始时，很可能希望采取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他们知道，(1982年)对于哈马叛乱的镇压还深深地镌刻在逊尼派的记忆中，一旦失去政权，他们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害怕反抗，本能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来保护自己，这也部分地说明了政府从一开始就进行激烈镇压的原因。

多个支持政权的对话伙伴承认，政府“最开始在判断和反应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失误”，他们对(政府的)强硬镇压表示遗憾，认为镇压让形势更加恶化。

但5月和6月是一个转折点，此后安全部队开始队和自身所属族群间往来的道路上落入陷阱。一旦某些士兵被确认为属于阿拉维派，他们就成了打击的靶子。在多教派士兵组成的部队中充满了不信任气氛。叛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在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叛乱最终都演变成武装冲突，反叛者最后都加入了在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

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对于穆卡拉巴(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反复指责通常都是有根有据的，但“情报部门诚然不是圣人，但通常那些武装组织作恶更多”。如同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警察挑衅性的夸大言辞正好为反对派所用，他们此刻正愁于没有能力为自己捏造的事实提供证据呢。

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武官随员解释说：“尽管现在西方大使馆和媒体听不进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叙利亚很多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试图缓和局势的，或者至少不愿让局势恶化。”因此，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本是可以摧毁霍姆斯的反叛街区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同一来源的信息称，很多计划都呈报给了巴沙尔·阿萨德，他最终选择了“遏制”管理，没有支持清除反叛街区的正面冲突的解决方式。同样，在之后极少的“和平”示威中，军队得到的命令是要避免直接接触，要注意对示威人群进行“疏导”。

2011年5月，巴沙尔·阿萨德在代尔祖尔要求一些部门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不要携带武器。武装组织的活动分子一见如此，就立刻加以利用，导致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伤亡。有几十人被杀，一些士兵逃跑。这在警察中引起了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被总统抛弃。但命令还是得要服从，开火的士兵受到法庭审判。这些惩罚都未公之于众，因为政府害怕引起更多的挑衅性示威，特别是，不要让军队的底层士兵失望。

但是，空军的情报机构仍然臭名昭著，因为他们直接加入了镇压行动。国内反对派的很多负责人解释说：

“—些示威者宁肯死也不愿被捕，因为被捕意味着遭受折磨，而且将长期监禁。这些部分说明，为什么示威会变得激进化，为什么暴力的升级会没有理由地扩大……”

镇压的总结

直到我们代表团结束使命，也就是在阿拉伯联盟的观察家进入之前，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已经有5000人被杀，几千人受伤(尽管确认这些数字十分困难)。有1.4万反对派被拘留，1.2万人逃离了叙利亚。

根据国内反对派的说法，几千名活动分子被捕并遭受折磨。他们的代表坚持认为，政府各个部门都没有尊重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权。但他们承认，联合国的报告是在没有争议、而且是在没有确认信息来源的基础上写就的。

例如，洛阿伊·侯赛因历史上就是阿拉维反对派，他领导一个支持叙利亚国家重建的组织。他于2011年3月22日11点15分在自己的家里被捕。穆卡拉巴(叙利亚情报机构)将他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将其拳打脚踢一顿。他们破门而入，没收了他女儿的电脑，将资料搜索一遍后，最后将CD盘和书籍带走。他们把他带到215分区(审讯区)。一路上他都在挨打。他们随后又把他带到办公室，没收了那里的3台电脑、书籍和各种资料，最后又把他带回215分区。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对他的电话通话提了各种问题（他早已被监听）。3天以后他被释放。反对派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和干部都有过同样的遭遇。洛阿伊·侯赛因说：“这样的行为自然会让反对派的干部变得激进。”

2011年12月底的国内局势

在9个月时间里，武装组织在叙利亚领土上没有完成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从反抗开始，3个边境城市就成为政府军和一直难以确认身份的武装组织之间的“内战”地区。直到2011年12月之前，这3个地区还都被叙利亚军队占据着，而且叙利亚政府也没有给人留下要进行战争的印象。与国际媒体所提供的图像相反，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国内局势相对平静。

2011年12月7日我们去哈马的时候（1982年这里曾是镇压叛乱的受难之城），我们注意到路上没有任何路障，在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这条战略轴心的道路上没有一辆装甲车。我们在哈马南城入口只看到有一些BMP3,一辆T62，而且是固定不动的。只有在霍姆斯有一些简单的控制点（如沙袋、土坝等）。但再没有别的，没有战斗的痕迹，没有在城市建筑上射击的痕迹。

在城里，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部署的部队，负责巡逻的警察也没有荷枪实弹。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商店和学校都是开着的。没有任何局势紧张的局面，也没有明显的不安全迹象。当我们在陪伴者的目光下提问的时候，民众一点也不躲躲闪闪，甚至还聚集到摄影机前。

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安全机构也显得非常稳定。一旦有人群集中，身着便衣的情报人员立即就会进行干预，他们有很多没有牌照的汽车（公共汽车、小卧车等）。他们被部署在首都的各个角落，身着便衣，但民众能很清楚地辨认出来。

在大马士革，军队主要驻守在位于王朝广场的体育馆内，因为这里是一个传统的人群集会场所，特别是，这一地区是大马士革市中心与敏感郊区（即东北和东南街区）的“边界”。在市中心附近，军队还负责监视通向首都的主要道路。

一般来说，民众对这9个月的冲突、不安全形势和暴力行为是感到厌倦的。我们在大马士革和哈马的路上碰到的很多居民都渴望恢复和平，恢复正常局面。叙利亚库尔德人组织的主席奥马尔·乌西总结指出：“只要叙利亚人民为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感到自豪，保持团结，只要军队中的作战部队不发生叛乱，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他认为示威规模在倒退。他说：“一旦国际制裁放松，街头示威就会减少，政治进程也就可以开启，而目前政府在街头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难以做出重要的决定。在涉及未来的问题上，这两种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叙利亚不接受美国—以色列对于中近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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